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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大兴府是国之中枢所在，如果不是尚书右丞相兼大兴府尹胥鼎同意，谁也没权力杀人。
而这些议事之人也都是朝廷股肱，个个位高权重，随便谁发一句话，就能穷治区区判官之罪。但他们谁也不会这样做，甚至那个出言指摘之人，也只是在试探胥鼎的态度罢了。
按照规矩，缙山防御判官没这个权力，就算授意这判官行事的是左右司或者录事司等强有力的皇帝侧近机构，也不成。但在大周朝，无论皇帝怎么尊重胥鼎，也无论制度怎么逐渐完善；有一种情况一旦发生，什么都得让路。
这情况就是，这几日发生的一切属于军事行动的前奏。
皇帝还真是好斗！
皇帝放出的消息是真的，大周的注意力即将转向；而转向之前，皇帝希望用一场真正的大战将蒙古人摧毁！
胥鼎往后仰了仰，让自己的后背略微靠近厅堂后方的横向走廊。从阴凉处穿堂而过的威风让他感觉舒服了很多。
此前都元帅府忽然密集传出许多关于高丽，乃至关于削减北疆驻军，转向海上的消息时，以胥鼎为首的文吏们全然是懵的。
这些消息是真是假？假的话，我们该怎么配合，真的话，又为什么没有向政务体系的通报？高丽方面那么大变动，难道政务体系没资格参与其间？难道皇帝对文吏们有什么不满？
有人私下里问胥鼎，胥鼎自己也有很多疑问。他想去当面问问皇帝，却怕自己过于急躁，有失宰执的风度，也显得皇帝和宰执间缺乏默契。
这会儿军队下属的小官儿开始大张旗鼓地抓捕奸细，甚至当街杀人，大兴府的下属官员们俱都不满，胥鼎反倒想明白了。
他知道皇帝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也知道皇帝为什么通过都元帅府的军队体系将这个决定急速推进，却到现在还没有正式通报两位丞相。
因为去往海上、向高丽或者日本伸手的决定，是皇帝与军队妥协的结果，而非皇帝本人的主动决策。乃至正在紧锣密鼓展开的诱敌、即将爆发的战争也是一样。
大周的军队规模庞大，又牵扯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就会生出利益诉求。皇帝再怎么威望崇高、令行禁止，皇帝所控制的监察机构再怎么厉害，他也不可能像是对着数十数百人那样，以一人之力强行板着巨兽的辔头，将军队往不愿意的方向硬拧。
正在进行的邀战，其实是一步步利益交换和平衡的结果。
皇帝压制了许多武人与南朝宋国开战的愿望，就得给武人们提供一个攫取利益的新方向。
南方的武人们既然获得了新的利益来源，北疆的武人没理由干看着吃不着。
北疆的武人们有了吃肉的盼头，可北面的威胁怎么办？要想放心地捞好处，武人就先得拿出狠劲在北疆打一场大仗。这一仗不打到蒙古人筋断骨折，武人们就根本不可能从草原脱身！
前后小半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大体就是这么个过程。
军事上的进退攻守，胥鼎一点也不懂。可一个大势力顶端的战略层面，其实文事武备大抵相通。其关键点在于，任何看似出于某位领袖人物雄才伟略的决断，说到底都是内部外部诸多因素互相影响，推导出来不得不尔的结果。
对此，胥鼎甚至觉得有趣。
当年郭宁在中都城里毫无顾忌地肆意妄为，老丞相徒单镒再怎么深谋远虑也制不住他。如今郭宁做到了皇帝的位置上，自家也不得不受大势所推，不能再由着性子想一出是一出了。
对此，可能皇帝自己都没有清晰地感觉出来，但他骨子里，或许有一点点的不快吧。
所以明明是干系极其重大的大政，需要满朝紧密配合、全力应对，皇帝却下意识地将之压到了都元帅府里解决的层面，不急着动引动整个朝廷。
好在新朝肇建，正是人才辈出的時候，皇帝手底下的左右司、录事司里聪明人很多。他们没有直接去越俎代庖，而把具体办事的责任推给了凶名赫赫的缙山防御判官。
身在局外的胥鼎也看得很明白，于是中都城里被公然杀死的蒙古奸细，正好成为当朝右丞相发挥大兴府尹的权限，去都元帅府查问的由头。
文武两厢如此心照不宣的配合，又显得大周朝自有其独到的运行规律，绝非外界眼中的草台班子了。
阴凉的风吹着，让胥鼎的心情很放松，前几天的忧虑被一扫而空。
“备马，我去一次都元帅府。”
胥鼎吩咐了一句，侍从忙去准备。他起身往外走，又对部下们道：“都打起精神来，要打大仗了！”
有个部下见胥鼎脸色和缓，半开玩笑地应了句：“多大的仗？规模比上次皇帝带人杀到漠南，还要大么？”
胥鼎脚步微微一顿，随即出了门。
恐怕规模要大得多了。
与大周皇帝相比，成吉思汗受下面诸多部族的影响，只会更大。而诸多部落首领在草原上忍耐了许久，恐怕也比大周各级将校要暴躁得多。
第九百七十九章 逼迫（中）
郭宁在北疆当兵时，他自己和身边的同伴都对蒙古人充满了恐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蒙古骑兵以其超强的机动性，能在上千里的范围内周旋进退，将时间和空间作为己方最大的助力。
为了应对这种优势，郭宁在军事情报的收集、传递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遍布在北疆的大量屯堡、烽燧和密集的道路耗费了巨大资源，也是其中一环。
这是自古以来中原政权与草原政权对峙时必须要做的，秦汉如此，宋金如此，大周照样如此。只不过大周的基础工作，是为了支撑本方精兵长驱猛进，以己之长撼敌之长，这又与秦汉宋金不同而仿佛极盛之唐。
想得很周到，但落到实处，发现在情报上头根本无需担心。这几年蒙古的军事情报压根不通过屯堡和烽燧，直接随着商队和明里暗里的贸易通路滚滚而来。
定海军起家的时候，主要的财源是和南朝宋国进行的皮毛和马匹贸易。马匹倒也罢了，本来就是南方持续所需。这几年南方天时不正，冬季经常滴水成冰，无数百姓对毛皮、毡布之类的需求，也是翻着跟头往上猛涨；其数量之庞大，远远超过东北内地能提供的范围。
不是说大周非得赚这个钱，可大周本身，也是南朝宋国大量商品的倾销之处，非得拿出足够的货物出售来平衡。
所以大周一直在南朝宋国和蒙古草原之间做着二道贩子。在和蒙古保持军事对抗的同时，又始终鼓励经济上的密切往来。
这一来的好处，便是为了做生意，蒙古人自家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消息。无须特意打探，蒙古各部的帐落分布、畜群肥瘦乃至各部兵力多寡强弱，部落首领的立场坚定与动摇全都会及时传递到有司。草原上的情形对大周而言，完全没有秘密可言。
相对应的麻烦也不少。那就是蒙古人自有蒙古人的忠诚和执拗，大周有什么风吹草动，也总会有人想尽办法从大周境内脱身，将情况通报给世世代代统治他们的部落首领们。
当然更多的人并非出于忠诚，而是出于最直白的利益考量。比如这一次，许多在大周境内讨生活的蒙古人觉得，既然大周要削减在北疆的驻军，那蒙古人必定会再度伟大。于是好些此前在汉地过得不亦乐乎的蒙古人，忽然又怀念起草原风物，向往起铁蹄和长刀了。
草原上的居民千百年来都是如此，随风倒是渗入血脉深处的必备技能。连中都城里都会有人临时起意，试图脱身。绵延上千里的北疆沿线，那样的人可就更多。
短短两旬之内，只各处屯堡和运输线上逃亡的蒙古人，就超过了三百。缙山附近某个据点新设的毡布工场里，还有刚学会编制毡布手艺的蒙古匠人串联起来，发动了近乎暴动的逃亡。
卢五四在中都被询问时，立刻就提出以抓捕掌握毡布编制纹样的蒙古人为理由，这还真不是瞎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