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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的影响有好有坏。好的是，地方官员受到制约，很难一手遮天，有些官员因此倒霉的过程，郭宁看了都直乐。坏的是，因此生出诸多矛盾无论对错，也无论最终结果好坏，处理的过程事实上占用了大量资源。
此前天津府附近开拓港区的民人闹事，便是一例。干活自然是苦的，朝廷给的补偿也不少。奈何人有了比较，心态就和原来不一样了，不那么容易安心做牛马。
郭宁当年起兵的目的，就是能让汉儿们不再做异族的牛马。但他和他的伙伴们再怎么努力，餐桌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餐桌上摆着的酒菜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大家都想在桌上，但总有人挤不上桌；大家都想吃肉或者啃骨头，但也总有人付出的多，收获的少，不得不喝汤乃至喝泔水果腹。
喝泔水的人会有怨气，有怨气就会生出动荡。当郭宁自己流窜于草莽的时候，对此可以心有戚戚，但他现在是皇帝了，身边的人也都富贵，屁股既然换了地方，考虑的角度就会变化。
早前在山东的时候，这并不是大问题。因为山东的体量毕竟有限，定海军从海上输入的资源规模足够巨大；从各地投靠定海军的流民，乃至定海军从战场上捕获的俘虏充作奴工，也足以填补人力的不足。
至不济，还有从东北内地持续引入的生女真或其他异族，他们落后的文化和经济，就保证了他们兴高采烈地蹲在桌子底下卖苦力喝泔水。
但随着大周建国，地盘大了七八倍不止。以前可以毫不介意的地方，现在都要纳入统筹考虑的范围，朝廷不可能放纵人力资源的肆意流动，也不能允许任何一个行业无限制地抽取人力资源。
偏偏那么多行业都如雨后春笋，稍慢一步就时不我与，亟需用人的地方每天都在飞速增长。
换句话说，想要把桌子做大，就得要人。可桌上的酒肉有限，愿意卖苦力喝泔水的人不够用。
最近一年来，陆续有矛盾和冲突在工场和农村间发生，北疆新开设的大片农场隐约有和内地争夺利益的意思。甚至尹昌等武人公然推动南侵，也很可能出于政权和贵族集团的事实需求。
好在这会儿摆平了高丽。
郭宁忍不住微笑。
尹昌这老儿打仗的本事也就那样，但几十年游走于黑白之间、无数次黑吃黑的经验摆在这里，台面上台面下的奸滑手段一样不缺。
高丽国的政变和内讧也很频繁，可他们那水平，停留在当朝宰执带几十人砍杀政敌，国王派十几个和尚暗杀宰执的层面，何等粗糙？尹昌这样的人放到高丽国去杀人，自己手上全不沾血，该清理的人已经死个尽绝……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
高丽国既在掌中，一个巨大的人力来源地就摆到了郭宁面前。
高丽国地狭而贫瘠，人口却多达两百万以上。高丽百姓普遍受到贵族们层层叠叠的压榨，随着高丽国的国政日趋荒唐，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莫说最为不堪的贱籍之民，就算这两百万人里占据大部分的良民，也都挣扎在极度贫苦之中，卑贱一如禽兽。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早都抱着有奶便是娘的心态。上面的大人物们既然不在乎他们，他们也不在乎上面的大人物。
所以高丽开国之初能和契丹人打得有来有去，眼下仅仅几批契丹人的溃兵流民，却能在其境内横行无忌。明摆着，根本没人愿意为了高丽的未来拼死作战。
这几年来，汉商在礼成港的聚落越来越庞大，投奔来的高丽人越来越多，也实实在在地出于混饭吃的实际需求。
崔忠献在的时候，汉商们通过各种途径向高丽贵族们请求，希望能把生意做得更深入，在高丽国境内开辟更多财源，却被崔忠献为首的都房持续压制。
现在崔忠献死了，汉商们可以把生意做到高丽境内，在瓷器、药材等方面的收益翻番指日可待。在这方面，最初的目标已然达成，礼成港左近的汉商这会儿该是何等急不可耐的嘴脸，站在汉商身后的大周武人集团又是何等垂涎欲滴模样，郭宁想想都要摇头。
但既然条件合适，为什么不做得更多呢？
大周的餐桌周围，容得下许多人。高丽人也该有改变人生的权利，也该有赢取富贵的机会。
汉人可以深入高丽，高丽人也可以大规模地离开高丽，投身到更广阔的天地。这是双赢！
“让左右司会同高丽汉商里我们的人，尽快拿出方案，办一个新的商行。”
郭宁一边盘算着，一边慢慢道：“仿照上海行的例子，股份由大周和高丽各占一半。这个商行不参与任何旧有生意，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以招募雇工的形式，把高丽人组队送出高丽，然后再拆分安置到我大周各地……不，拆分安置到任何一处我们需要用人的地方。”
第九百七十一章 餐桌（下）
换做过去的任何一个中原王朝，都不像大周这样具有人力上的猛烈需求。以农耕为根本的政权只会竭力压制人员流动，直到土地兼并摧毁农村的根基；而以内陆为根本的政权，则承担不起人员流动的成本。
大周在这上头，却具备太多的优势。大周与南朝宋国稳定的关系，足以保证商贸上的利益持续扩张；大周在海上的多年经营，足以用最低的成本连接高丽与中原各地。
何况高丽本身也是海贸的重要一环，从礼成港去往天津、登莱等地，都有稳定可靠的航线。
从去年开始，就不断有商行上书左右司和群牧所提议，说东北内地产出的巨量物资在辽阳府汇集后，可以不必全数通过陆路转运到天津。其中相当部分直接由澄州或复州入海，或抵山东，或在高丽礼成港中转，然后就可以直接投入到往宋国和倭国的商路中去。这样一来，光是节约时间上头，就能带来三成利益上浮。
当时这些建议都被束之高阁。
原因是要扩建港口和道路，得大量招募人手。大周百姓这两年过了点安生日子，眼界和胃口都强似以前。招募的百姓从抵达的第一天就得包吃包住，一万人吃穿住用加工钱和赏赐，一年得至少二十万贯。
倒不是承担不起，只是大周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不谈北方大量驻军的开销，朝廷参股的许多新建工场和新开辟的商路还没有形成利润之前，也是沉重的负担。
大周朝的体制不同于历朝历代，谁也没有经验。郭宁在这几年里，其实已经犯了扩张太快太猛的毛病，以至于整个军政集团就像一头濒临发狂的巨兽，扯着辔头都拉不住。好在这一下，麻烦被暂时解决了。
原先因为从礼成港来的利益已经足够喂饱崔忠献一党，所以高丽国出于稳定自身政局的需要，不愿意看到自家被过于深入地捆绑进海上商路，一直抵触扩张礼成港的规模，更不消说开放高丽国的其它港口了。
但在崔忠献一党被摧毁后，他们积累的许多财富落入大周朝廷掌控，足以缓解财政的困窘。而原本阻拦在高丽和中原之间的薄薄堤坝既然消失，堤坝里头的高丽人和堤坝外头的汉商都会汹涌出入，谁也不能阻止。
那么，复州和澄州的港口建设所需可以鼓动一批商贾主动投献来解决。至于高丽的礼成港如何扩张，好不容易回到开城的新任国王和群臣们一定会很积极。
高丽国的普通百姓长期生活困顿，不仅响应招募的积极性高，而且吃得少，干得多。按照常理，本地土著流出务工以后，处在陌生的环境，没了过去的人脉和名头，就算心里想法再多，也只能伏低做小，老老实实地按着大周朝的规矩做事。这样的人只消有十几万填充到各处船队、码头和工场，收益便立竿见影。
而在高丽，大量壮丁流出之后形成的空白，又很适合汉商在一张白纸上尽情作画。高丽再怎么贫瘠，也是海东大国，三千里江山之内，足够供人翻腾了。
在此过程中，甚至不需要坐镇高丽的尹昌做什么。
有实力踏足海上，有胆量到处伸手的商行，哪一家背后没站着军队的实权将校？这种商行软硬手段全都齐备，尹昌只要发挥他和高丽君臣间的中介职责就行，并不必事事插手。
尹昌如果够聪明的话，自己也该明白。他在高丽后继的任务，是替皇帝扯人辔头，或者说，维持餐桌秩序的。
“我看这文书，是十五日前的落款。这么快就送到中都，尹昌的信使应当和我前后脚进城？这阵子海上没有，路上怕是花了大力气。”
“是，使者乘坐走马舡入海，沿途以人力划桨加速。横穿老铁山水道抵达天津以后，又骑乘驿站快马赶到中都，陛下在宫中的時候，文书到得这里。另外……”
书吏汇报的语速稍微一缓，郭宁便问：“左右司和录事司的禀报呢？”
书吏连忙奉上已然捧在手中的另两份文书：“这两家的禀报到的更早些，陛下请看。”
大周在高丽的布置，不仅尹昌临时带去的这点人手。在尹昌发动之前，左右司和录事司也都在汉商乃至开城伏有若干暗子。此番事成叙功，少不了他们连续数年推波助澜的功劳。而朝廷也需要藉着他们的眼睛，眺望海东的任何动静。